武庙棒棒策略，全称武成王庙，是古代王朝祭祀姜太公和历代名将的场所，其源于唐玄宗敕令天下诸州建立的太公庙，后因唐肃宗追封姜太公为武成王，故正式改名为武成王庙，简称武庙。那么，什么样的武将才有资格入选武庙祭祀，历代武庙人选又有什么变化呢？
唐朝：唐肃宗正式设立武庙，唐德宗时增祀至六十四人
姜太公作为周朝开国元勋，凭借灭商立周和安定周室之功，被后世尊奉为“兵家始祖”。唐朝以前，历代虽对姜太公也有祭祀，但并未形成定制，直到唐玄宗开元十九年（731年），唐玄宗敕令天下诸州各建一所太公尚父庙，以张良配享，选历代名将十人为十哲陪祭，并要求春秋两季按照文庙规格举行祭礼，出师命将时，都要举行谒庙仪式。
唐玄宗设立武庙，主要因为当时唐朝承平日久，科举选官制度日渐受到推崇，以致社会风气逐渐重文轻武，但唐朝又面临着府兵制崩坏，外族侵扰不断的实际问题，故而唐玄宗意图通过设立武庙，提升武人地位，提倡尚武之风。
天宝六年（747年），唐玄宗又诏令各州，凡武举人每次应召上省，都要先去太公尚父庙拜谒。
唐肃宗乾元元年（758年），太常少卿于休烈上奏称，张良之功不亚于姜太公，且两人皆为人臣，以张良配享太公不妥，且将张良留在武庙会导致汉高祖庙“空无侍臣”。在他的建议下，张良被移回帝王庙以侍奉汉高祖。
唐肃宗上元元年（760年），因“安史之乱”久久不能平息，为了激励将士平定叛乱，唐肃宗尊姜太公为武成王，祭典与文宣王比，太公尚父庙更名为武成王庙，简称武庙。同时，又选历代“功成业著、弘济生人者”十人，作为十哲陪祭，左列为：白起、韩信、诸葛亮、李靖、李；右列为：张良、田穰苴、孙武、吴起、乐毅，其中以张良为亚圣配享。
需要指出的是，张良之所以地位如此之高，主要源于相传张良得到了姜太公所著的《太公兵法》，故而张良算是继承了姜太公的兵法衣钵。
到了唐德宗建中三年（782年），礼仪使颜真卿向唐德宗建议，追封古代名将六十四人，从祀于武庙，这便是武庙六十四将，其中先秦八人：范蠡、管仲、孙膑、廉颇、王翦、田单、赵奢、李牧；
两汉十七人：曹参、周勃、彭越、周亚夫、李广、卫青、霍去病、赵充国、邓禹、贾复、寇恂、吴汉、冯异、耿弇、马援、黄埔嵩、段颖；
三国八人：张辽、关羽、张飞、周瑜、吕蒙、陆逊、陆抗、邓艾；
两晋南北朝十七人：羊祜、王濬、杜预、谢玄、慕容恪、陶侃、王猛、檀道济、王僧辩、慕容绍宗、宇文宪、长孙嵩、王镇恶、吴明彻、斛律光、于谨、韦孝宽；
隋朝四人：韩擒虎、史万岁、杨素、贺若弼；
唐朝十人：尉迟敬德、苏定方、张仁亶、王晙、王孝杰、李孝恭、裴行俭、郭元振、张齐丘（李光弼）、郭子仪。《新唐书》中有张齐丘而无李光弼，《唐会要》中有李光弼而无张齐丘。
唐朝后期，由于藩镇割据形势越来越严峻，这导致朝廷对于武将群体愈发不满，于是在唐德宗贞元二年（786年），刑部尚书关播上奏，表示姜太公古称大贤而非圣人，下置亚圣颇为不妥，且文庙十哲皆为孔子亲传弟子，武庙十哲却选不同时期名将棒棒策略，有些不伦不类，因此请求取消武庙的名将配享制度，以及亚圣和十哲称呼，于是此后武庙便只祭祀姜太公和张良。
唐哀帝天祐二年（905年），已经迁都洛阳的唐朝，又在洛阳重新选址建造武庙，恢复太公祭祀和武庙配享制度，供奉十哲。
北宋：赵匡胤时大幅度增减，后恢复唐制并少量增减
唐朝灭亡后，后梁曾一度“废从祀之祭”，但到后唐时期又恢复从祭礼仪，祭祀礼仪和祭祀对象皆沿袭唐朝，在整个五代时期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。宋朝建立以后，宋太祖赵匡胤于建隆三年（962年），下诏在东京开封府修建武成王庙。
武庙建成之后，赵匡胤亲临视察，发现从祀人员中有白起，遂以白起“杀已降，不武之甚”而将其罢祀，又有大臣上奏，表示王僧辩不能善始善终，也不应该纳入从祀之列。于是，赵匡胤下诏，以功业始终无瑕为标准，命人重新审核武庙从祀诸将。
赵匡胤的想法很简单，武将要想入祀武庙，不仅要看武功，更加要看武德，若是德行败坏，纵使功劳再高、能力再强，也不能入选。这是由于唐末五代以来，武将乱政情况极为严重，因此宋朝君臣皆认为，武将必须加以约束。
乾德元年（963年）六月，经过重新核定，在唐朝武庙从祀人员的基础上，删除了吴起、孙膑、廉颇、韩信、彭越、周亚夫、段颖、邓艾、陶侃、关羽、张飞、杜预、慕容绍宗、王僧辩、吴明彻、杨素、贺若弼、史万岁、李光弼、王孝杰、张齐丘、郭元振等二十二人。
新增灌婴、耿纯、王霸、祭遵、班超、王浑、周访、沈庆之、李崇、傅永、段韶、李弼、秦叔宝、张公谨、唐休璟、浑瑊、裴度、李光颜、李愬、郑畋、葛从周、周德威、符存审等二十三人。
赵匡胤看后，下令将管仲升入十哲，而将吴起退为从祀武将。经过这次调整，武庙十哲只剩下了八位，去除了白起、吴起、韩信，新增了管仲；从祀武将则增至六十八位。
乾德二年（964年），朝廷下令将郭子仪由从祀将领升入十哲，又将唐朝后期名将李晟增补为从祀将领。
到了宋仁宗庆历年间，朝廷又废除了宋太祖乾德元年（963年）对武庙从祀人员做出的变动，恢复了唐朝时的旧制。宋徽宗宣和五年（1123年），朝廷又对武庙从祀人员中，没有封爵之人全部追封侯爵或伯爵。
根据《宋史·礼志》的记载，此时武庙中的人员相较于唐朝时，已经发生了不小变动，不过具体是何时调整的，已经无法考证。其中，张良地位进一步提高，以亚圣地位单独配享；十哲则是管仲、孙武、乐毅、诸葛亮、李勣、田穰苴、范蠡、韩信、李靖、郭子仪；而六十四将较之唐朝的名单，增加了白起、吴起、李晟三人，删除了管仲、范蠡、郭子仪、檀道济、长孙嵩、慕容绍宗六人，同时李光弼彻底取代张齐丘，故而变成了六十一人。
根据宋徽宗时期的祭祀名单不难看出，宋朝的武庙祭祀体系仍以文庙为标准，仿照文庙设立了亚圣、十哲、六十一名将，共计七十二人，恰好对应孔子弟子中的贤人七十二。
南宋：较之北宋只有少量调整
北宋灭亡之后，由于中原被金国控制，宋高宗于临安称帝建立南宋，因此又下令在临安重新修建武庙，并于宋高宗绍兴七年（1137年）恢复了对武庙的祭祀，每年仲春、仲秋祭祀两次。绍兴十一年（1141年），在国子监丞林保的建议下，南宋又提高了武庙祭祀规格。
绍兴十六年（1146年），朝廷将韩信从十哲降为了从祀将领，而将从祀将领赵充国升入了十哲。赵充国作为西汉中期名将，在对抗匈奴、氐族、西羌等异族的战争中屡立战功，如今金国占据中原，将其升入十哲象征意义明显。
宋孝宗乾道六年（1170年），朝廷又将李勣从十哲降为从祀将领，而位于从祀将领的李晟则升入了十哲。原因是李勣“邪说误国，唐祀几灭”，主要源于当初李勣在唐高宗“废王立武”中的态度，认为李勣应当为武则天篡唐建周负责，而李晟作为唐朝中期名将，平定河朔三镇叛乱、讨平“泾原兵变”、平定朱泚之乱等，有再造大唐之功。
同年，宋孝宗下令选择本朝名将从祀武庙，最终北宋开国名将曹彬得以入选。
金国、元朝：金国将本朝武将列入，元朝只祭祀太公和十哲
金国入主中原以后，最初并未设立武庙，直到泰和六年（1206年），深受汉文化影响的金章宗，这才下令在中都设立武庙，祭祀制度仿照唐朝。
武庙建成后，有大臣建议将本朝开国功臣选入武庙从祀，于是以完颜宗翰和张良共同配享姜太公，并将管仲从十哲降为下祀。之后，又将完颜宗雄、完颜宗望、完颜宗弼等人陪侍姜太公神位，而将韩信等人移至左右厢房降低祭祀规格，还将王猛、慕容恪等二十余人踢出了武庙，而将金朝将领斜野等人增补了进去。
不过，史料中只是粗略的记载了一下人员变动，关于具体的从祀名单并无记载。
金宣宗贞祐二年（1214年），由于蒙古连破河北九十余郡，西夏又频频侵扰边境，金国被迫迁都汴京，并于汴京重建武庙。
元朝灭亡金国后，为武成王立庙于枢密院公堂以西，以孙武、张良、管仲、乐毅、诸葛亮以下十人从祀，每年春秋祭祀两次。不过，元朝只祭祀姜太公和十哲，历代武将并不在祭祀之列，且祭祀规格有所降低。
明朝：朱元璋终止武庙祭祀
明朝推翻元朝以后，礼部官员于洪武二十年（1387年）上奏，请求遵循前代旧例，建立武庙祭祀姜太公，但朱元璋认为姜太公乃周朝臣子，唐朝将其封为武成王立庙祭祀，等于将其抬到了与周天子一样的地位，违背了儒家“君尊臣卑”的等级秩序，只需将姜太公放入历代帝王庙，作为周武王的从祀名臣即可，于是下令削去姜太公武成王封号，并废弃武庙。
朱元璋起于布衣，因而对于忠君思想极为看重，姜子牙作为周朝的臣子，却与帝王一般，单独立庙祭祀，这显然与朱元璋的思想相违背。
此外，随着北元败退蒙古草原，边患的削弱也让朱元璋更为重视防止内部叛乱，唐宋时期的武庙体系，曾一度助长了武将集团势力，朱元璋则旨在削弱开国功勋和武将权力，以巩固统治。因此，为了防止出现“臣子犯上”的局面，作为武将精神图腾的武庙，必须予以废止。
明朝废止武庙后，祭祀关羽的关帝庙逐渐兴起，关羽从武庙中的从祀一员，开始逐渐取代姜太公成为主祀，到清朝雍正三年（1725年），朝廷正式下令以祭祀关羽的庙宇为武庙，而此时朝廷对武庙的祭祀，已经从尊武变成了彰显忠义，因此无论是曾经的武庙十哲还是从祀名将，都不再列入武庙接受祭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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